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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科帶任務的科研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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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凝晖 2017年3月1日)

  这几年的战略规划会,除了对“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进行解读之外,我的主题报告都集中在对新时期計算所定位的思考上,今天的主题和计算所的科研模式有关,对我们在新时期的学科规划、资源争取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一、世界正在發生什麽

  我們每次做出戰略判斷的時候,都要看看世界正在發生什麽,這次也不例外。看看下面幾個關鍵詞,是否能激發我們的思考。

  第一个关键词,和“创新”有关。任何时候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这里,我引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几句表述来勾画我们正面临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第一句话,互联网正在成为普惠性的基础设施,无所不在,非常便宜。第二句话,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在全球制造水平上,如果说1978年我们和美国、日本差30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跟他们就差半个身位了,颠覆的机会巨大。第三句话,消费升级诱发供给侧改革,1920年代是美国中产阶级崛起的年代,美国变成一个车轮上的国家,美国人开始愿意为美国精神、美国文化、美国价值观、美国审美买单;日本从1970年开始关心要为日本消费者服务,1970年开始批量产生中产阶层;今天的中国,如同1920年代的美国、1970年代的日本,有近1亿的中产,从Made in China到Design for China的转变正在发生。Design for China不仅仅意味着市场和销量,还会产生世界知名品牌。在越来越均等化、普惠性的基础设施面前,在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模式创新将让位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适逢前所未有的肥沃土壤、难得机遇、美好前景。

  第二個關鍵詞,和“不確定性”有關。放眼世界範圍,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讓世界經濟和政治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發展的新常態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中國的ICT同樣面臨著範式轉換的不確定性。前段時間我在跟華爲中央研究院討論聯合實驗室三期項目的時候,也談到了“黑天鵝”。華爲在深圳總部的人工湖裏養了幾只黑天鵝,就是爲了警醒華爲人,一定要在不確定性面前保持高度關注。對我們的計算技術學科而言,最近大火的人工智能就是求解不確定性的方法;計算機系統結構最大的挑戰變成處理負載的不確定性,跨越“端網雲”的端到端的延遲可控則是對計算機系統最大的挑戰性難題。

  第三個關鍵詞,和“2017”這個年份有關。2017年,我們將迎來黨的十九大;新一輪的國家實驗室正在籌建;天地一體化網絡、腦科學與類腦計算、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機、人工智能2.0、“核高基”十三五等國家重大專項將展開;計算機體系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迎來首次評估;曙光公司上市3年大股東也將解禁。  

  二、學科帶任務

  通過這幾年的戰略規劃,新時期計算所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我們逐步明晰了,如:到2030年左右成爲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是我們的目標;“引領産業”四個字中“引領”代表我們的水平,“産業”是我們成果的主出口;“斯坦福”是我們的標杆,等等。

  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新时期计算所的发展范式是什么?谈到发展范式,计算所人耳熟能详的是“任务带学科”。我们没必要纠结任务和学科的定义,或者谁比谁更重要,认识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意义的。在计算所的发展历史上,任务带学科,具有非常明显的印记。最早可以溯源到建所之初,1956年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制订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当时发展计算机技术,紧迫的战略需求是为研制两弹一星提供计算能力,提出了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方式。当时人才奇缺,非常果断采取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以中國科學院为主,集中了二机部、总参三部、高教部、国防部五院的力量,计算所与清华合办四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训练班,这些种子后来分散到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成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骨干。计算所后来的新形成的学科方向——网络安全、大数据等都是任务带学科的典型例子。任务带学科,不仅在计算所,在中科院的发展历史上,也留有浓重印记。

  新時期,再度審視計算所的價值、定位、發展範式的時候,我們必須覺醒到我們對于“任務帶學科”嚴重的路徑依賴。我們對爭取資源、拉重大項目、拿重大任務是敏感的。我們必須注意到,大環境已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院大所,變到當前的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國家創新序列中的重要一員;從國家穩定地下達科研任務,變到根據經濟社會形勢、企業市場需求、科技發展趨勢去形成戰略高技術供給能力;從原來主要解決人有我無、突破技術封鎖,變到市場經濟環境下打立體式(産業生態)、運動式(開放創新)科技戰。我們科研面臨的整體環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作爲戰略高技術研究所,無論是學科,還是任務,都是以價值導向、問題導向。在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的大原則面前,任務和學科,本來就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我們必須認識到,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不同的發展環境,需要辯證地處理學科與任務的關系。事實證明,任務帶學科,在任務緊迫、學科薄弱的階段,是推動科研進步的有效發展範式。當下,新的需求不斷湧現,跨界創新層出不窮,信息經濟突飛猛進,ICT整體範式正在轉換,我們在國家創新序列中面臨激烈的競爭,工業界在用商業利益、資本支持、正面需求、人才儲備等各種因素倒逼我們。如此環境下,我們應該以在學科上的積累、洞察、優勢爲本,方能體現我們的獨特價值,揚長避短,力圖可持續發展。

  学科带任务,以前沿研究的重大产出为根,带出承担任务的竞争优势,是新时期实现計算所定位的发展范式,也是计算所走向世界一流的唯一发展范式。计算所近期的几个重要成果——寒武纪芯片、高通量计算机、CENI未来网络、pFind蛋白质序列分析,是学科带动任务的生动案例。

  三、對事和人的評價標准

  要實現新時期的定位和發展,就必須回答我們對事的評價標准、對人的評價標准。

  我們對“事”的評價標准,概括起來就是:深刻影響中國IT産業。計算所要引領産業,核心評價標准之一,就是每10年做成一件大事,就代表計算所“立住了”,起到了引領作用。上個世紀80年代,創建和孵化聯想,深刻地影響了後續大概三十年中國IT産業;上個世紀90年代,創建和孵化曙光,對中國高性能計算産業化的影響是深刻的;本世紀的頭一個十年,計算所發展了自主可控的通用CPU,龍芯發展到2020年大勢可定;2010年以來,寒武紀IPU芯片、天玑BD引擎、DC3.0技術都是“大事”的候選;現在來看,2020年往後的十年,晶上通信技術、CENI網絡技術、SeeTA視覺技術,物端計算機系統、pFind分析平台等都是很有潛力的“大事”。

  計算所追求的是影響力,但IT技術創新鏈很長,最終實現産業價值是靠企業完成的,實際上摘果子的是企業,但是因爲國內沒有溯源機制,企業不一定會承認研究所對它的貢獻。只有建立溯源機制,建立證據鏈,才能讓企業承認研究所的貢獻,承認研究所技術的源頭作用。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和落實的。

  我们对“人”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求“最”。做学术(Academy)的,就是要出高水平的文章,成为高水平的学术人才,譬如杰青;做科研(Achievement)的,就是要做出有价值的系统,做出获奖的科研成果;做技术(Contribution)的,就是要推广应用、技術轉移,做到对产业的贡献;做影响力(Influence)的,就是要在发展计算所大生态、做计算所大教育等服务上体现出高水平。计算所人,就是在各自的领域上,水平求“最高”。

  計算所作爲一個平台,也求“最”:爲大家提供最廣闊的高台。如果可以把一個科研方向比喻成100x100的學術方格,每個計算所的人,不是東一個格子、西一個格子做點事,都要力求不僅占穩一個格子,更要占一條線,占一個面。計算所要把各個學科方向都發展起來,打造一個高台,而不是一個拔尖的點。要把基礎前沿研究做紮實,給未來的計算所人,尤其是年輕人,提供一個沖進世界一流的前沿陣地,這是新時期計算所最重要的曆史責任,也是計算所發展曆史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万事以人为本。关于新时期人的“选用育留”,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积极应对,时刻回答“选什么人?怎么培养?怎么用好?怎么留住”的问题。在选人方面,实行吸引人才的新举措,制定新百星计划和引进海外人才的政策,用足国家、中科院两级的人才政策,探索订单式的精细化人才政策(Precision HR)。在育人、用人方面,我们要做“曼联”,不做“切尔西”,引进“非洲的小孩”、“巴西的小孩”,注重人才的加工;对于工程类人才,要设法留住5-8年(到35岁),对工程类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在所里待五年去企业年薪达到百万。计算所也要通过工薪体制改革,对同档员工的薪资能拉开3-4倍的差距,让真正的人才留久一些。最后,鼓励通过技術轉移体现科研人员的价值、变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四、計算所機構調整

  計算所盯住IT産業未來必爭的四大領域——雲計算(系統研究部)、芯片(系統研究部)、互聯網(網絡研究部)、人工智能(智能研究部),面向世界一流的目標,調整了科研實體的布局。在物端計算、雲計算、智能計算、機器人等科研方向,分別成立了泛在計算系統中心、高通量計算機中心、智能處理器中心、控制計算實驗室,完善了計算所在端、網、雲的計算基礎設施上的布局,形成了人、機、物的閉環。並且選拔了10多名1980年左右出生的年輕科研人員充實到一線科研實體管理崗位,給青年學術帶頭人一個沖擊世界一流的大舞台。

  總之,面向十年目標,我們要把各個學科方向都發展起來,把基礎前沿研究做紮實,培養好大量年輕人,給80後、90後一個沖進世界一流的前沿陣地,打造“大教育”格局,形成科研、産業、人才、資本的循環圈,爲做出有影響的大事,打下一個高的平台。

  (根據孫凝晖所長在2017年計算所春季戰略規劃會上的講話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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